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奖励活动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促进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总结2016年至2020年我国教育科研战线所取得的工作成就，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育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本次评奖共评选出获奖成果344项，其中一等奖26项，二等奖119项，三等奖199项。我院九名教师荣获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现推出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获奖成果系列推介，以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创新发展。

 

《大学录取中的匹配机制与匹配稳定性：一项来自中国自然实验的证据》

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哈巍

 

 

 

 

基本观点

 

匹配机制在高校录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影响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本文利用中国高考志愿填报改革在不同省份实施的时间上的差别这一相对外生的政策冲击，为匹配机制如何影响匹配稳定性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文章发现中国从顺序志愿到平行志愿的录取机制改革，①各院校录取的学生其名次范围更窄，匹配指数也更小，匹配结果的分层更为清晰、精确。换言之，平行志愿录取机制大幅提高了匹配的稳定性。②此外与Chen和Kesten（2017）的理论预测一致，本文还发现对于采用平行志愿录取机制的省份，在第一志愿中如果允许有更多的平行志愿数量，匹配稳定性的改善效果会更加明显；③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改善效果的增长是非线性的，换言之，增加更多平行志愿数量带来的边际改善效果实际在下降。④我们还使用事件研究设计，讨论了改善效果是否以及如何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结果表明改善效果在平行志愿实施后的8到10年内会加倍。最后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查，例如排除早期改革的省份，添加或排除某些控制变量，以及在不同权重或不同聚合水平下进行分析，本文得到结果都是稳定的。

 

 

 

 

 

 

 

 

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

 

以往的匹配机制研究中发现，过去被广泛采用的即时接受机制（IA Mechanism），又被称为波士顿机制（Boston Mechanism），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顺序志愿机制，在决策过程中缺乏“抗操作性”，容易导致其匹配结果的不稳定（instability），既存在“高分低录”，也会出现“低分高录”的情况。研究者们一直以来都在探讨各种改善录取匹配的其它方法，主要是通过招募志愿者进行选择实验来研究不同匹配机制的影响和结果，但是这种方法存在许多弱点。首先实验方法所获得的样本数量较小，不仅是实验被试人群数量较少，并且个人面临的选择数量也较少，难以呈现丰富的异质性。其次，模拟实验情景中的个人选择与真实情景有较大的差别，尤其是当真实情景中的选择关系到个人命运时，这会导致研究的外部效度不足，结论难以推广。最后，即便是以中国高考志愿填报为背景的研究，也仅仅是针对一所特定大学、一个特定的县、某几个省份开展的，仍然无法解决前两点带来的问题。

针对上述研究局限，本文在数据和方法上有以下几点创新：

1. 利用中国高考的国家层面集中录取数据，采用了100多所“211工程”院校在2005年至2016年的录取结果，观察周期涵盖了我国高考志愿填报改革的主要节点，样本覆盖所有省份，利用高考改革在各省份推进的时间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匹配机制变化与稳定性改善之间的因果关系。
2. 本文使用了全新的结果变量，即录取名次范围（rank range）与匹配指数（match index）。我们定义某一地区在某一年的文科或者理科录取为一个录取单元：录取名次范围是指一所院校在一个录取单元中，最高分录取考生与最低分录取考生的名次差距；而匹配指数则是录取名次范围加1再除以录取人数。这两个指标代表了一个录取单元中，不同院校之间录取不同名次学生的重叠程度，间接度量了匹配的稳定性。
3. 本文的数据时间跨度超过10年，由此得出来估计中国高考志愿填报改革的效果更有解释力，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学生个体能够在多长的时间内对改革做出反应。

 

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

 

如何提高人才选拔的效率以及人才匹配程度是高考改革中的重要部分，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肯定了我国过去高考志愿填报改革的效果，高考在我国社会中承担着向上流动的功能，提高匹配稳定性的改革让学生在大学录取的关键人生选择中最大程度地体现个人努力的价值，从顺序志愿到平行志愿的改革缩小了录取的分差，减少了高分低录情况的发生，匹配结果更加理想。

本文对于2017年以来实施的新高考改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虽然知分填报和平行志愿的制度设计已经大大减少了高分低录的情况，但是在不选择调剂的情况下，掉档仍然会发生。为了进一步改善这一情况，新高考改革中实施了等级赋分制、选考科目制等方式，这些措施继承了过去改革中增加了学生志愿组合的思路，允许学生可以自由组合选考科目，并且使用等级分数能够破除“唯分数论”的桎梏。但是这当中也暴露了两个问题，①选考科目在实施中的“抗操纵性”不足，学生大多是趋利避害地选择了能够使分数最大化的科目，某些科目出现弃考现象，这违背了按兴趣学习的政策初衷。②选考科目中给予学生过多的选择权并不能最优化地改善匹配结果，反而给学生增加了决策成本、给学校增加了管理成本。而本文的一个贡献在于指出制度设计中“抗操纵性”与匹配质量的关系，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增加更多平行志愿数量带来的边际改善效果实际是下降的，这说明盲目扩大学生选择对于改善匹配结果并不能带来更大的益处。这两点发现对于解决新高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参考意义。

从全球视野来看，其他以标准化考试分数为标准是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人才选拔方式，如澳大利亚、智利、德国、西班牙等，本文关于匹配质量和稳定性的研究对于其他国家改善人才选拔机制也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