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城市与北方：芝加哥学派社会学中的加拿大

　　2023年10月27日上午，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刘思达为北大师生们带来了一场以“城市与北方：芝加哥学派社会学中的加拿大”为题的讲座，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参与了讲座后的讨论。刘思达老师在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和加拿大之间建立了联系，打破传统的学术史叙事，为观众理解芝加哥学派的成形提供了新视角。

　　

　　一、“去中心化”芝加哥学派史的尝试

　　讲座伊始，刘思达老师先分享了自己之关注芝加哥学派与加拿大的关联这一问题的源起。刘思达老师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此后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来到加拿大后，他发现这里的同行们在研究风格上反而更贴近自己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强调互动、空间、时间、流动等为芝加哥学派社会学所重视的概念。从个人感受出发，他逐渐开始关注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

　　加拿大的社会学和芝加哥学派有何历史渊源？刘思达老师先带着观众回顾了学术史上关注芝加哥学派历史的几部重要著作。书写芝加哥学派历史的著作，以马丁·布尔默（Martin Bulmer）的《芝加哥社会学派》（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一书为早期代表，这部诞生于80年代的著作把芝加哥大学作为一个机构来考察，并以此为框架来理解芝加哥学派的出现。第二部重要著作是安德鲁·阿伯特（AndrewAbbott）在90年代开始写作的《系与科》（Department & Discipline），它更关注学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同年诞生的学术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以此理解学术世界的变化。刘思达老师认为第三部重要的著作是法国学者让-米歇尔·夏普利（Jean-Michel Chapoulie）的《芝加哥社会学》（Chicago Sociology），它以一个非美国人的视角考察了比前两部书更长的历史时段，对历史的呈现也更为详实。

　　由此可以看到，关于芝加哥学派历史的研究是在持续推进的。不过，这三本著作在以下方面却是共同的：它们以芝加哥大学作为核心机构，以芝加哥作为故事发生的核心地点，而没有注意芝加哥学派如何在芝加哥之外形成。刘思达老师认为，社会学的发展固然与某些特定的地点和社会空间密切相关——如阿伯特教授曾指出社科大楼办公室的分配对芝加哥的研究有很大影响，以上的著作却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芝加哥学派的向心史”，容易让人忽略大多数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是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以及大多数学者在芝加哥和其他地方之间流动。从学者们的流动过程来理解和重写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史，是一种具有学术潜力的尝试，而加拿大恰好是这种尝试需要被填补的关键一环。

　　二、芝加哥学派与加拿大的关联

　　芝加哥学派与加拿大这个地理空间究竟有何交集？刘思达老师由此进入讲座的主干部分：对芝加哥学派中的加拿大裔学者与芝加哥学派如何影响加拿大社会学的考察。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有一些实则并非我们所想象的美国人，而来自加拿大。刘思达老师在讲座中先着重介绍了其中的两位学者——安妮·M·麦克莱恩（Annie M. MacLean）和罗德里克·麦肯齐（RoderickMcKenzie）。

　　麦克莱恩生于当时还是英殖民地的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祖父母是苏格兰人，全家都是浸信会的成员。她的生平反映了宗教和性别对那个时代的学者的影响。芝加哥大学建校早期有浓厚的浸信会背景，包括社会学系主任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在内的许多教职工都是该教派成员，这是麦克莱恩在此就读的重要原因。麦克莱恩的硕士论文委员会成员包括米德，而她的研究关注了美国在保护妇女劳工上的立法。硕士毕业后，她回到了位于加拿大的本科母校，开展了一年期的田野调查，并以当地的族群和文化为主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00年从芝大社会学系毕业后，她继续关注加拿大的劳工立法问题，这一兴趣受到简·亚当斯（JaneAdams）建立的赫尔之家（Hull House）的点燃。麦克莱恩是芝大社会学系培养的第一个女博士，在社会学方法论上有开创性的贡献，但是其女性身份和健康状况使得她在博士毕业后的三十多年中主要担任芝加哥大学家庭教育系（Home Study Department）的成教教授（extension professor），为成人提供函授课程。由此，她对于芝加哥社会学的影响被严重忽视了。

　　《城市》这一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经典作品由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厄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和麦肯齐三人合著，人们常常忘记后两位作者都来自加拿大。伯吉斯生于加拿大，早年随父母移民美国，在美国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但人到中年才正式加入美国籍；麦肯齐则是在加拿大长大并读完了大学本科之后才来到芝加哥。两人都作为加拿大移民，在芝大社会学系接受了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概念来自麦肯齐在俄亥俄州完成的博士论文，而该文研究的也是俄亥俄州的当地社区。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讲师麦肯齐与助理教授伯吉斯第一次相遇，而他们与帕克几乎同时回到芝大，这一偶然性的聚集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的研究传统。

　　三、从芝加哥到“北方”

　　除了吸纳来自加拿大的学者，芝加哥学派对社会学在加拿大的建立亦有重要影响。加拿大的第一个社会学系——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由芝大神学院毕业的学者卡尔·道森（Carl Dawson）在1922年建立。刘思达老师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休斯夫妇以此为基地，将芝加哥学派传播到加拿大，而这段经历也影响了后来休斯在芝加哥的学术生涯。

　　埃弗利特·休斯（Everette Hughes）和海伦·休斯（HelenHughes）夫妇都是芝大社会学系培养的博士，两人在芝加哥结为学术伉俪，后者是纯正的加拿大人。海伦出身显赫，她的母亲是加拿大BC省法院的女法官，也是女性主义的先驱。1927年，婚后的埃弗利特·休斯与妻子移居蒙特利尔，并在创立不久的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在魁北克居住十一年的休斯在加拿大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而这段经历的意义之一是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多语种的社会场景（multi-lingual scene）。1938年后才回到芝大的休斯已经在加拿大建立了基本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品味，他的著名论断“世界上的不同工作组成了一个系统”影响了一代代的职业社会学家，一直到今天，也构成了阿伯特教授《职业系统》（TheSystem of Professions）一书的理论基础。来自加拿大的海伦·休斯在回到芝加哥大学之后担任AJS的助理编辑，她在70年代后为女性在学术世界不能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地位鸣不平，她的故事同样展现了女性在20世纪前半叶的学术世界中受到的边缘化。

　　刘思达老师正在研究另一名来自加拿大的著名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戈夫曼是埃弗利特·休斯的学生，是出生在加拿大的犹太人。他有着相当不寻常的早年经历：他先在加拿大的曼省读了两年大学，后中途退学，在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协会工作，再后来，在多伦多大学读完了本科。刘思达老师认为，这些经历对戈夫曼提出“污名”和“拟剧论”可能有深刻的影响。这些不为人们熟知的“前芝加哥经历”也许也值得研究者的重视。

　　在这些展现芝加哥学派与加拿大的“交集”的故事中，刘思达老师试图提出学派史的另外一面：学派不是稳定的，完全地方化的，它的背后有学者跨越空间的流动和互动。在讲座的最后，刘思达老师提出：我们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考察芝加哥学派如何影响中国的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学究竟在本土化芝加哥社会学时创造了什么。

　　四、讨论环节

　　在讨论环节，王利平老师提问中国和加拿大在接受芝加哥学派时的差异，刘思达老师表示，两国的情境差异较大，对20世纪本没有自己独立社会思想传统的加拿大来说，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引入并不需要“本土化”的过程，而对中国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今天的加拿大在族裔和文化上比美国更多元，因此也确实意味着其社会学关注和美国社会学不一样的问题。

　　田耕老师提出，刘思达老师所用的“去中心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传统的学术史写作强调的是学人之间的继受关系，而刘思达老师的讲座强调的并不是学派的移植，而是它在另一个空间的再造。田耕老师提出，中国的燕京学派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创这一传统的吴文藻和它的学生费孝通最喜欢的并不是经典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而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到访芝大后的强调文明比较、有社会人类学色彩的芝加哥学派。也就是说，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理解学派其实是认识学术变迁的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在场还有一些师生就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对历史学的价值、加拿大媒介环境学派是否可以溯源到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得到了刘思达老师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