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传承”系列之六|樊际昌：论教育的更张

 

樊际昌：论教育的更张

 

（潘光旦应《新路》杂志写了一篇教育改革的文章，同时也请了他的朋友朱光潜、邱椿、吴泽霖、周先庚、樊际昌参加讨论。潘光旦开篇指出：

 

  我在这里所说的教育，指的大部分是大学教育。全部教育需要更张，并不限于大学，而且实地的更张工作，理应从小学以至于家庭教育做起，不过一则因为我和大学教育接触得比较多，再则大学多少处一个“树之风声”的地位，大学而能主张更张，发动更张，中等与小学教育迟早会练力就列，会引起一些兴革，以求配合。一二十年来，号称较好的中学往往唯号称较好的大学[的]马首是瞻，以考进此种大学的新生的多寡来衡量它自己的成绩，以此向社会号召，社会也多少以此相期待，足见大学是有一些倡导的力量的。下文的讨论大致分两部分：一、关于教育的目的与意义；二、涉及方法与内容。前者想答复的问题：如何教育？后者的是：如何教育与以何教育？这里略去了潘光旦的文章，以下是樊际昌讨论的内容。）

 

    潘先生这篇近著是一个教育者在多年教育经验中，体验出来的对于教育的一个可贵的建议，希望教育界人士都能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是 “需要更张”。

 

    假使我们愿意从个人的价值的观点，来估量近代教育的结果，我觉得最适当的一个评语，就是教育是在“摧毁”frustrate人性。有些人，尤其是办理教育的人，一定会说这是谬论，潘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文字上的答辩。潘先生所说“人与人，群与群，合作越不可能”的这个当前大时代，是更好的事实上的答辩。中国人在以往一千余年，曾对全国所有的女性，做过大规模摧毁身体发育的工作，他们折断每个女子的脚骨，使健全的人成为近乎废物。以我们今日的社会标准来评判这件事，我们说这是残酷，这是不人道。然而在当时认为“美观”的标准之下，每个母亲，会亲自对他最爱的女儿，实施这种残酷的手段而无动于中。可见人类的愚昧真无止境。近代教育无分中外，对于“整个人格”的摧毁，其残酷程度以及影响所及远过于身体的摧毁，然而我们在“社会化”“制度化”等等时髦标准之下，正在不遗余力的推行这种摧毁工作而无动于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少数人稍有所动。待大战结束以后，面对着这个四分五裂的局面，于是有所动于中的人渐渐加多了。近年来美国教育思想家两大派别的争论，就是一个有力疾呼，针对这种摧毁式的教育有所纠正。

 

    教育[还]是应该帮助一个具体的，囫囵的个人，使他能自己去寻求他所认为满足的生活呢，还是应该先由一些教育家，或社会科学家预先订定一个抽象的社会秩序，而强使每个人来“凑合”（不是适应）这个空洞的理想呢？这是潘先生所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近代教育哲学里的一个基本问题。假定那个先决的社会秩序，全世界都能一致，则问题或不太严重。但事实是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党，每一个派都在提出不同而甚至互相冲突的社会秩序，而强使他们的儿童和青年去凑合这个狭小的空洞的境界，其结果是使许多具体的活泼的个人被摧毁被牺牲，而造成了今日这个四分五裂的局面。或有人说，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努力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缺乏这种理想，也就不会有文明的社会。我们的答案是，这种理想必须先尊重人的存在，必须以个人为目的而不以个人为工具。在任何以个人为工具的社会秩序里，只有人格的被摧毁，而不会有人格的自由。又有人说，今日这种悲惨局面的造成，不全是教育的责任，政治经济的措施几乎有压倒的力量，使教育无能为力。这是推诿责任者的看法，是迷信“社会化”“制度化”等等空洞名词者的看法。在他们的眼光中，具体而囫囵的整个人格并不存在。

 

     潘先生说“社会科学并没有拿人做对象。”我想补充一句，且为社会科学申冤。真正以“人”做对象的基本科学——心理学——到了今日还得利用白鼠、猫、狗等动物做实验。近三十年来，心理学虽有些惊人的进步，但他对于复杂的社会行为的了解，其可靠性还远不及自然科学。潘先生说“社会科学的错误不在慢，而在认错了对象，在隔靴搔痒。”这或许是不得已的事实，然而这也是人类的不幸。

 

    我认为一切社会设施，都应以具体的个人为依归，为目的。所以在理论方面，我和潘先生的看法相同。他所提出的实施方案，表面上看来似乎轻而易举，若要认真做到并非容易。潘先生想从大学方面做起，而我却想从小学做起。因为从小学做起，我们或许可以希望减少一代的儿童，再被摧毁，再被牺牲。

 

  我希望对于教育有兴趣的人，细读潘先生的这篇文章。

 

（原文刊载于《新路周刊》第1卷第10期，1948年7月17日）

 

   樊际昌（1898-1975）：字逵羽，浙江杭县（杭州）人。幼时受教私塾，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8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心理学。1921年学成归国，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外语课程。

     1922年8月，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教授，讲授普通心理学、心理学、英文哲学选读等课程。1924年，教育学系成立后，改聘为教育学系教授。1926年后任心理学系教授，兼北大注册部主任，1931年当选为心理学系主任，翌年兼任课业长（即教务长）。1934年下半年，心理学系被裁并，改聘为教育学系心理组教授。1935年参与起草“中国心理学会”组织章程、参与筹备《中国心理学报》的发行。1937年抗战爆发，随校南迁，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西南联大期间，曾担任蒙自分校校务委员会主席、教务长、代理训导长等职务。1945年抗战结束，翌年北大复校，任北大教务长。1947年任教育学系代理系主任，后任系主任。在北大任教期间，曾开设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卫生及精神卫生等课程。

    1948年10月，赴南京，任农复会秘书长、总务长。同年，随蒋梦麟赴台，先后在政治大学、台湾大学任教。作为台大心理学系的奠基人之一，他教授社会心理学等课程，直至1975年2月24日病逝。发表有《社会科学和本能问题》（1924）、《行为派的思想观》（1925）、《行为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1929）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