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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31

北京大学-坦佩雷大学“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系列讲座之 “高等教育财政与代理理论”顺利举办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院首次合作推出“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的目的是介绍组织与管理经典理论及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本次活动邀请了欧洲高等教育与公共管理学界专家进行讲座,并组织国内新锐学者进行在线共读与讨论活动。

      2022年10月27日晚,系列讲座第二讲以“高等教育财政与代理理论”为题顺利开讲。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是来自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与商业学院教授、兼高等教育研究项目负责人Jussi Kivistö教授,其研究兴趣为高等教育管理、政策、治理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融资。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院蔡瑜琢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在此次讲座正式开始前,Kivistö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己关注高等教育财政与代理理论这一议题的原因、前期研究基础和该领域的研究进展。随后,他阐明讲座的主旨是代理理论及其在高等教育财政分析方面的应用,聚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代理关系,围绕三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他以政府与大学关系为例,解读了代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并尝试用代理理论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政府要以监管大学行为或评估表现的方式向大学问责,二是为什么政府不能完全信任大学。

      首先,Kivistö教授定义了什么是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问题。他指出代理理论涉及委托人和代理人两个主体,前者向后者委托任务,共同面临任务完成的问题,理论植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用于分析纵向管理或合同关系,并开始广泛用于高等教育问题分析。该理论假设政府作为委托方,大学代理方,两者之间存在目标冲突(goal conflicts)和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ies)。在此条件下,存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大学可能会基于自利性(self-interested)做出与政府预期不一致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行为,因此政府会采用监管代理人行动或提供经济激励的方式控制任务执行偏离委托方预期的风险。若信息完全对称,委托方将对代理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了如指掌;若不存在目标冲突,代理方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

      其次,在代理问题治理方面,根据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冲突的程度变化,委托方将采取基于行为的合同(behavior-based contract)或基于结果的合同(outcome-based contract)等不同策略,来控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在高等教育的情境中,基于行为的合同表现为投入导向的财政政策及过程性报告和评估;基于结果的合同表现为监测表现、绩效合同和绩效奖励等。Kivistö教授以芬兰大学2021年的经费投入结构为例,分析了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不同监管策略及其对大学行为的积极和不利影响。比如,在科研方面,对高影响因子发表的绩效激励可能带来侧重国际发表及本土化学术研究及发表的冷却效应;在教学方面,关注学生毕业率可能影响学校对毕业标准的把握等。

      此外,他还提出了影响最优合同策略选择的四个核心代理变量:结果可测量性(outcome measurability)、结果不确定性(outcome uncertainty)、任务可程序化(task programmability)和目标冲突(goal conflict)。在考虑最优合同策略的时候,还需要衡量机会主义成本(opportunism costs)和治理成本(governance costs)在内的代理成本的影响。Kivistö教授认为,由于大学的任务之行为监管和结果评估的复杂性和高难度,政府采用的各种监管或合同策略有可能导致政府-大学“双输”的不利结果,即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评估成本,然而大学依然采用了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Kivistö教授讨论了代理理论的优点与局限性。代理理论的优点在于它兼具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分析功能;其局限性在于对行为动机的假设较为狭隘,忽略了经济理性之外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对其他委托方和合法性等其他动机的考量及对委托方目标合法性的考量。最后,Kivistö教授总结认为代理理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需要在应用时充分明确其局限性。

      在问答环节中,Kivistö教授进一步阐明了不同场域情境对理解政府与大学之间代理关系和合同策略的影响。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来看,芬兰是一个政府与大学高度信任关系的国家,因此政府采用了基于高度信任的结果合同策略。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场域存在差异,需要结合本土化情境进行判断和分析最优的合约类型。从代理理论的经济理性假设来看,虽然效率优先的假设在企业等营利性组织和大学等非营利性组织的应用中存在差异,但代理理论对分析政府-大学之间的目标冲突具有启发意义。大学虽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因为它追求良好的声誉、设施设备和校园环境,投入最大化也是大学的理性追求。当政府和大学追求不同目标时,可能会产生大学的机会主义行为或目标偏离行为。此外,还要注意高等教育现实情境是复杂的,存在多重利益相关者、复杂的目标、多元化的管理机制(比如多重代理关系),研究者应基于自身学科背景和现实情境,结合其他理论视角来进行分析。在高等教育治理中,政府对于合同策略的选择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政府可能会将行为导向和结果导向合同相结合。

      最后,讲座主持人感谢Kivistö教授的精彩讲座和听众的积极参与。与会听众一致认为本次讲座提供了看待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新理论视角,加深了对中欧高等教育差异化情境下政府与大学代理关系和监管策略的理解。本次活动得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院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撰稿:李璐,校对:杨钋

202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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