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霞教授在北大教育学院进行（线上）学术报告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张红霞教授应邀于2022年4月1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进行了题为“西方教育理论诠释的陷阱与跨越》”的报告。本次报告是“北大教育论坛”第259期，由于疫情采取为线上方式。报告内容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中西方认识论差异导致了怎样的教育研究本土化“陷阱”？认识论差异是怎样形成的？如何跨越本土化“陷阱”、实现理论创新？

　　首先，她指出了国内存在的一些本土化研究“陷阱”案例。包括，将杜威强调“科学、民主”的教育思想错误归类为后现代主义；套用西方理论框架而无研究创新的“高级抄袭”行为；未能理解“refutation of possible counterarguments”的含义；在以“批判性思维”为内核的“通识教育”中强调中国传统人文教育；重视STEM、STEAM教育中的工程技术而轻视科学成分；对怀特海的理性主义思想做过度浪漫化的解读，等等。

　　其次，她分析了造成中西方认识论差异的近因（社会文化）与远因（自然地理）：

　　在社会文化因素方面，西方拥有以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怀特海的思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传统，和以亚里士多德、培根、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杜威的思想为代表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传统。而中国古代的主要社会文化传统是儒家文化，以孔子、荀子、董仲舒、王阳明、朱熹的思想为代表，一直都以伦理为中心。

　　在自然地理因素方面，地中海地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其港口资源丰富、潮差<0.5m、低泥沙淤积等地理条件特点适合发展海外贸易，青铜时代（4000 BC）的地中海地区就已经出现原生性商业文明。而古代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潮差大、易搁浅等地理条件特点而不适合外贸。同时，沿纬线而非经线分布、贯穿东西三级阶梯的两大河流（长江、黄河）与东南季风气候组合，导致上下游汛期同步、洪峰叠加，造就了大一统、集体主义的“治水社会”。

　　

　　

　　最后，她提出我国应当在科学教育中重构中国农业科技史、改革历史教育和地理教育；使用国际通用的科学方法与规范开展本土化研究，讲好中国故事、增进人类的普遍知识。

　　

　　张红霞教授的讲座反响热烈，在线听众多达800余人，报告之后的提问和回答环节持续了一个小时。讲座主持人、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进行了总结，并对张红霞教授的精彩报告以及踊跃的听众表达了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