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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传承”系列之四|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
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
本校自创设以来，今年已经是第三十一年了。就个人的生命讲，过了三十岁，已渐入中年时期。至于学校，寿命悠久，非个人所能比拟，所以虽到了三十一岁，至多还不过少年时期，其不能脱离稚气，自是当然的。然自蔡孑民先生来长本校，十余年来，本校对于学术思想方面，有了不少的贡献。因此之故，在国内学术界颇蒙推许，即在国际之间，亦复小有声誉。本校在少年时期能获得这样声誉，虽不敢自矜自满，然总觉得是一件异常荣幸的事情。现在年龄一天一天的增加，自应格外努力，毋令人发生“幼而了了，长未必佳”的感想。所以我们今后的责任在于力谋保持过去的光荣，不但勿使失坠，并且要发扬而光大之。
怎样方能保持过去的光荣，并且发扬而光大之呢？自赞自诩，是没有用处的。空言宣传，也是没有用处的。学校的光荣不是口舌所能争，必须拿出实在的成绩来，方足以取信于人。所以本校要想保持过去的光荣，并且发扬而光大之，唯一的方法只有在学术上努力做出些成绩来。大学本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处所，大学的职务本在于发扬学术，所以大学想要获得荣誉，自应在学术上努力。假使舍却了这条正道，而到旁路上去求，恐怕愈迷愈深，不但达不到目的，终且适得其反。本校前此之所以获得光荣，也无非是在学术上努力的结果。而在学术上努力，要孜孜矻矻埋首苦攻。学术这块土地上是没有捷径的。偷懒取巧，不肯多走路的人一定不会升堂入室，学问要从苦攻中得来。不入虎穴，得不到虎子；不刻苦用功，得不到深切的学识。自己贪舒服，不肯苦攻，而专思他人苦攻来供给我，这算不得学术上的努力。空喊求学的口号，不作切实的研求，也算不得学术上的努力。
本校各学系的学科大抵是理论科学，不是应用科学。就学问的本质和发展讲，原是为学而学，并非为用而学。为用而学，学问不易成就，实用亦受影响。为学而学，学既成就，自能施诸实用。故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不能有充分的物质上建设，社会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不能有精神文明的发皇。理论科学确是应用科学之母。中国当此物质精神两俱凋敝，亟待振兴之时，正宜从理论科学方面培植基础，以资他日之发展。若忽略了这一层，则无源之水，其流不长。本校是研究理论科学的大学之一，所以对于新中国的建设，负有重大的责任。新中国精神物质两方面的建设能否成功，要看我们的研究有否成就，而我们的研究能否有成，要看我们在学术上是否努力。我们之可以贡献于国家的是学术，我们之所藉以尽国民义务的是学术之研究。我们对于国家的责任愈重大，我们可以获的光荣的希望也愈浓厚。我们果能在学术上努力，有所成就以贡献于国家，则本校之光荣自可日增月盛，前途无有限量。
要研究学术，自不能不有相当的工具。本校图书、仪器、标本等种种设备，比起规模宏大的外国大学来，诚然简陋不完，令人增块。然在国内各大学中，以历史较长，逐渐増置之结果，尚不失为设备最丰富之一校。我们当然不以此自足，当然不愿久安于现在之简陋，而不谋将来之扩充。惟虽简陋，在国内各大学中既较完善，且为他校所羡慕，我们自不可不尽量利用，努力研究，以期无负此虽简犹丰之设备。若并此现有之设备而不能尽量利用，则虽谋扩充，行见图书束之高阁，仪器置诸尘封，虽有亦无而已。故我们对于本校现有之设备，一面固须力谋扩充，一面尤宜尽量利用。在设备未扩充到理想的程度以前，不要自馁，以为设备太简陋，不足以作充分之研究。要知有一分设备，即可作一分研究。且在设备未尽完善之际，能做出相当的成绩来，岂不是一件更有荣誉的事吗？
总之，本校既有过生之光荣历史，断断不可辱没了它，我们应当负起责任来，竭力保持，并且要发扬光大之。保持发扬之道，不可对于过去之历史自满。自诩则骄，骄则懈，自满则止，止则不进。故真欲保持过去之光荣而发扬之，应时存戒惧警惕之心，抱勇往直前之志，在学术上向前猛进。不虞之誉不易幸获的，即使幸获了，也是不能久长的，所以我们总须在学术上切切实实下一番苦功，做出一点成绩来。否则便保持不住过去的光荣，更何发扬光大之可言。我们今后的责任异常重大。所愿在蔡先生指导之下，合全校之力，专心一意，努力学术，庶几足以我们的责任。
（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年12月17日）
陈大齐（1886-1983）：字百年、伯年，浙江海盐人。早年在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文，1903年夏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补习学校、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学习，1909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主修心理学，辅以理则学（又称论理学，即逻辑学）、社会学。1912年毕业回国，任浙江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校长，兼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13年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预科教授，讲授心理学。
1914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心理学、理则学和哲学概论，后因研究兴趣逐渐集中于理则学，教授课程也以理则学为主，兼授认识论、西洋近代认识论史、陈述心理学。1917年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次年出版《心理学大纲》。1919年参与发起哲学研究会，并出版《哲学概论》。1921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修西方哲学。1922年回国，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主任，1923年任聘任委员会委员。曾参与筹建北大教育学系，并在教育学系开设必修课论理学。1926年4月辞去哲学系主任一职，11月任心理学系教授会主任。1927年兼任教务长，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授课。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院长，1929年2月，任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院长，同年3月当选教育学系主任，并开设论理学。9月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1年任考试院秘书长。卸任后，潜心研究印度因明学。
1949年举家赴台，历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校长，中华学术院哲学协会会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兼任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著有《现代心理学》（1918）、《迷信与心理》（1922）、《因明大疏蠡测》（1945）等，译有《审判心理学大意》（1922）等。
